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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东:一幅煤矿乡土人文地理长卷——读王成祥长篇小说《黑与红》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发表时间:2020-04-14

  

  阅读王成祥的长篇小说《黑与红》,犹如翻开一部煤矿发展史和矿工生活史。《黑与红》写出了上个世纪下半叶煤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也写出了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下煤矿工人的群像。小说有着生动的时代细节。这些细节在历史的河床里潮水般涌动,铺展开一幅煤矿乡土人文地理长卷。

  王成祥曾长期从事《中国煤炭报》的记者工作,也是中国煤炭行业有影响力的作家。他当过兵,有煤矿一线工作的经历,又有长期采访煤炭行业的经验。长篇小说《黑与红》是王成祥数十年创作历史中具有历程碑意义的作品。

  《黑与红》在工业文学史上第一次全景式描写了一座煤矿五十年的“场景”。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生活状态。煤炭工业在非凡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其中个性人的生活脉络,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王成祥通过文字还原了历史场景,重塑了煤矿工人血脉充盈的“精神肉身”。

  《黑与红》对煤矿乡土人文地理的描写分成三个层面:一是对井下工作面环境的描写,二是对煤矿地面生活场景的描写,三是对煤矿周边环境的描写。这些描写细致入微,能够让读者通过文字定格在那个时代。小说的人物在这些场景中渐次登场,形成各自的命运轨迹。而这三个层面的描写通过人物情感的变化和情节的演进在不断切换,贯穿小说始终,拓展了作品在空间上的纵深感。

  以开篇为例,小说开头,作家把时间定格在一个具有能代表中国煤炭工业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的鳌北煤矿。作者通过对鳌北煤矿场景点点滴滴的刻画,并采用了粗线条素描的手法:“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的两条铁轨,被昨夜飘洒的雪花淹没,两节运送工人上下班的绿色车厢,静静地躺在绞车坡地尽头,连接车厢地钢丝绳,被阵阵刺骨寒风刮得左右晃动。远望曾经昼夜飞转地天轮,一动不动地守护在那里。气势宏伟的工业建筑,就这样被皑皑的白雪覆盖,只有停留在选煤楼尽头供人展览的那列蒸汽机火车头,在煤仓的遮挡下,摆出一副钢铁人般的架势。通往煤场那条顺坡道拐了几道弯的水泥马路的两旁,是矿上专门给上下班工人用早餐搭建的摊点,此刻也失去了往日熙熙攘攘的忙碌吗。在晨雾中瞭望,雪已经把它和天地连成一片,看起来犹如洁白的雕塑。整个鳌北煤矿的角角落落,只有死一般的宁静,宁静得简直让人恐慌……”从当下这个寂静衰败的场景出发,作家把镜头推移到五十多年前煤矿周边黄土高原里的乡村“王家堡子”:“村子呈南高北低之势,一百八十多户人家在我们山区算是大村了,但受地势的局限,全村都集中居住在一个低洼地带。”“走在川道和一条河流并行的路上,两边是绿油油的麦田,赶早的农民扛着犁耙,赶着牲口,已经到了田间地头,种春天第一季的正茬玉米,俨然一派春意融融、农耕繁忙的乡下图景。此时,老天爷突然变了脸色,先是从北边飘过来的乌云遮住了东边初升的霞光,紧接着,星星点点地飘起了雨点。”农耕生活地恬静、清贫与工业社会生活的宏大、紧张形成对比。而开篇对煤矿井下工作面的描写更令人读来惊心动魄:“只听见轰隆一声闷响,顶板大面积来压了,冲击波卷起煤尘,弥漫了整个巷道,工作面上除了石头哗哗地往下落,已经听不到马班长丝毫的声音。”

  作家对小说三个场景的切换,构成《黑与红》独特的西北煤矿工业题材小说的空间。而这三个空间的成功再现基于大量的细节描写。可以说,作家成功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煤矿生活世界和物质世界。

  比如矿区的火车:“看到了两条铁轨,一列黑色的长龙停在两条铁轨上,车头还咕咚、咕咚喷着长气,吐出的冲天的白烟……我们是坐运输货物的闷罐车,里面没有椅子座位,也没有灯光,只有很高的地方有两扇不大的窗户,透出一丝的亮光。同学们坐在车厢的铁板上,车头喷着浓浓的烟雾,缓缓地驶出站台,顺着山沟曲里拐弯地艰难爬行,穿越了几道沟壑和两座煤矿,缓缓地在一个四面环山、没有任何标志和站名的地方停了下来……火车拉着长长的鸣笛向远方驶去,腾云吐雾消失在一座山洞里……”比如鳌北煤矿特有的联通生活区和工作区的绞车:“工人从食堂出来就能乘坐轨道车上班,下班的工人也是乘坐轨道车到食堂吃过饭,进入自由休息的时间段。因为这座煤矿是因地形而建,分上广场和下广场两个区域,生产区在下广场,生活区在上广场,没有轨道车工人上下班就得绕山走半个小时得路程。坐轨道车只需要五分钟。轨道车是专为矿区的职工家属建的。四节车厢用和小孩子胳膊一样粗的铁绳拉着在铁道上行驶,几分钟一趟,昼夜不停地来回运行……”比如矿区附近农村景致:“沟畔有许多老柿子树,柿子树生长周期长,从我记事起那些树是啥样子,现在还是那样子,没有见长,也没见老。听老人说,我们柿子树平均在三百年以上,每年冬天落叶后树干就像久经风雨沧桑的老人,干枯而又硬朗的骨架,在寒风中傲然挺立……”

  在这三个空间里,《黑与红》的人物在其间生活,演绎出多种多样的故事情节,形成煤矿生活的生动记忆。比如饮食、服饰、民居、娱乐、劳作、矿难……而这些细节里饱含着人的苦难、辛酸、忧伤、欢乐、幸福。《黑与红》再现了在这样的时空里的矿区生活状态,作者还试图写幽微的世道人心,也试图写出矿工幽深的心灵史。

  《黑与红》的主要人物是煤矿招收的农民协议工。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煤矿的用工方式。这些农民协议工比正式的煤矿工人地位更低微,没有保障。小说中,和主人公一起从农村到鳌北煤矿的51个农民协议工,走在黄土高原的乡道上来到矿区。他们在煤矿的生活和成长有着不同的人生胶片:有的人努力奋斗着,有的人颓废沉沦下去;有的人在煤矿扎下了根,少数人挣扎着从底层走向高位;有的人离开煤矿,带着一身伤病回到乡村;还有人葬身煤海深处。在这些人物为中心的小说情节演进中,煤矿是其主要的生活场景,乡村则如同一条平行线,隐隐推进。这样的结构,使《黑与红》带有鲜明的西北煤矿和黄土高原农村人文地理特征,主要人物的情感、故事与这样的人文地理特征紧密相关。

  小说里,描写传神的精彩章节是主人公“我”,一个农村娃到矿区卖柿子的经历。作者的描写很巧妙,通过这样一个农村娃的眼睛让读者看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西北农村和煤矿的生活场景。主人公这时候身在农村,他此时看煤矿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与身处的农村有着巨大落差。这样的视角体现在小说创作中,增加了小说的层次感。在小说里,这样的结构还隐约体现在从首都、省会这样的都市视角看煤矿,看煤矿中的别样人生。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也有从国际化的更高更远的角度观照煤矿的人物和情节出现,这使得小说的情节在广阔的格局里运行。

  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人物塑造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身处的自然地理、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人物命运的由于个性、品质、身体条件能个体差异而不同,在煤矿这样的大环境中,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命运轨迹。小说通过描写矿工的劳作、伤病、死亡等来描写。不同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心路历程,作家用笔描写出不同人物的心路,不同的人生追求。这不同的人生,组成《黑与红》中矿工人物群像和煤矿生活图景。小说中,以“我”为枢纽,人物陆续出现,与人物相关的矛盾冲突如潮水般推进。读这部小说,犹如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电视连续剧,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引读者深入到这个叫鳌北的西北煤矿里。马班长、肖伟光、侯文江、王选怀、姚大勇、原海峰等众多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让阅读者随着这些人物走进矿井、走向巷道,走到柿子树掩映的乡村,也走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作者笔下对人的描写不仅通过有个性人物的外貌、语言、行为,还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小说对工伤家属的描写令读者含泪。开篇就写了这样一个情节:家境贫苦的农家子弟历尽千辛万苦到矿区卖柿子,“偶尔也能碰到不讲理的,就是一帮家属模样的中年妇女,她们围着车子挑三拣四不说,还使劲儿地砍价。你说话稍不注意,挨一顿莫名其妙的骂不说,车子里的柿子还被她们整的稀烂”。农家子弟和他们争吵起来,被她们弄翻了一车柿子,还被这帮婆娘把裤子给扒了下来,让公安科以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为名给拘留了。这些泼辣的婆娘就是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中死了男人的女人。随着小说故事演进,煤矿工人的生死疲劳和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竟然如此“正常”:这就是矿工和矿工家庭遭遇的。她们的丈夫日常的日复一日黑白颠倒的劳作,某一天猝不及防地在井下遇难……陪伴死难矿工运送棺材的车回家乡的是半车煤。这些外壳坚硬的女人内心其实很柔软,坚硬的“恶的外壳”只是为了保护弱小的自己和脆弱的家庭。她们对弱小者的伤害,是她们对压抑苦难生活的一种发泄。这种“恶”,把苦难宣泄到比她们更弱小卑微的农民娃身上,因为她们缺少关怀和同情。而她们一旦得到哪怕一点点的关怀和尊重,她们都会以加倍的善良回报。

  作者在开篇写死难矿工家属,草蛇灰线,在小说情节的推进后,隐约与之呼应。

  《黑与红》的情节演进和人物塑造略有《儒林外史》的“串珠式”结构特征。这样结构的长篇小说便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如果以“我”这一主要人物的命运变化、情感故事、生活细节作为主线,更集中地再现鳌北煤矿五六十年的发展历程,这一矿工群体的三十年的生活变化,我相信这样的电视连续剧将会是工业题材影视剧的佳作。

  作者在《黑与红》的后记中说,这部小说描写的鳌北煤矿的原型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我在王石凹煤矿度过青少年时代,阅读这部小说,关于王石凹煤矿生活的记忆如在字里行间回闪。这是一幅煤矿乡土地理长卷,也是一部煤矿工人的生活史。阅读这部小说,我好像那时的绞车在我眼前开过,上面有我熟悉的矿工的身影;望见蒸汽机车轰鸣着喷着浓浓的白烟钻进火车洞,熟悉的煤烟的气息从我头发上掠过,难怪著名作家贾平凹、刘庆邦,还有已故的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对《黑与红》的创作思路和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

  2020.4.日7于广西南宁

  沈伟东  作家  供职于广西期刊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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